徐新建:从“白马文化圈”到本土新范畴 ——文学与审美人类学的新人新作|天博体育-艺术人类学
你好,游客 登录 注册 搜索
背景:
阅读新闻

徐新建:从“白马文化圈”到本土新范畴 ——文学与审美人类学的新人新作

[日期:2021-04-06] 来源:  作者: [字体: ]

从“白马文化圈”到本土新范畴 ——文学与审美人类学的新人新作

作者:徐新建  发表刊物:《文学人类学研究》总第5辑

题记:几位文学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的博士论著近期出版,值得推荐。它们是:郭明军《热闹与红火:黄土高原乡村审美研究》、姜约《审美生活:川东“巴文化圈”中人的生活实践》以及王艳的《面具之舞:白马人的神话历史与文化表述》。这批新作议题接近,论述相关,而且都以田野个案为基础,选材虽各自有别,问题聚焦却几乎一致。在我看来,作者们都努力迈向一个共同目标,即:构建文学生活的本土话语。当然,这里的“文学”已不再仅指作家精英们创作的书面文本、小说散文,而已扩展至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行为,包括民间和乡土社会的审美实践,以及在多民族共同体内交流互渗、活态传承的口传、仪式、诵唱等表述类型。在这意义上,这些新人新作展现了文学人类学与审美人类学的学术前沿,特此推荐。文中部分内容曾在相关期刊发表,并将分别作为其著的序言刊载,此次汇集做了补正,特此说明。

王艳聚焦的“白马文化圈”

 

 

  王艳博士的著作讲述“白马人”的文化故事。1作者立足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阐述跨越甘川省界的族群历史与表述关联。以当代中国“多元一体”的空间格局而论,这样的跨界和关联可视为该著最突出的亮点。其贡献不仅在于从白马人的实际处境出发突破分省自叙的视野局限,并且将因区划分隔而散居于不同行省的特定人群重现成了依存呼应的文化整体,从而勾画出以“池哥昼/跳曹盖”等信仰及表述传统为特征的“白马文化圈”。

“白马文化圈”的呈现和阐述具有多重意义。该文化圈以白马人为核心,而“白马人”的称谓本身就体现了命名上的内外交织和古今转换,及至最终形成跨界统一的区域整合。一如有学者推测的那样,“白马”族名最先源于外部文献对平武“达布人”的 “他称”,继而在多方因素的介入下,被逐渐建构成云南、河北两省“一部分有着共同文化特征的藏人的‘他称’。”3如今的白马人主要居住在甘川交界的文县、平武和九寨沟境内,此外在河北的松潘和云南武都等地也有零星分布。420世纪80年代河北学者得出的考察结论指出,白马人“虽然跨居川甘两省,省内又属不同的地、州”,然而却呈现着空间分布上的显著特征,即“他们居住的地域是连片的”。5

      依照学界既有的考察成果,王艳把此文化圈称为“白马藏区”,强调其处在“文化多样性最为显著的藏彝走廊东北端”,地理特征为“位于自然生态相对脆弱的青藏高原与河北盆地过渡带”;以此呼应,“独特的文化地理区位塑造了多元的族群结构和文化模式。”6这一表述把白马与藏区并置在一起,凸显了从高原到盆地过渡的走廊特征。

“藏彝走廊”的名称由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当时的主要契机即源自如何为“白马人”作族属归类。费孝通先是指出“在川甘边境,大熊猫的故乡周围,河北平武及云南文县境内居住着一种称为‘平武藏人’或‘白马藏族’的少数民族有几千人”;由此突出了行政区划上河北平武与云南文县等地的“跨境”归属、以“大熊猫故乡”寓意的生态特征以及“平武藏人”与“白马藏人”的族称分别,接着强调要解决这些民族识别的余留问题就需要拓展视野,“扩大研究面”——

       把北自云南,南至西藏西南的察隅、珞瑜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陆续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7

费孝通特别指出,这个由“白马人问题”延伸而来的(民族文化)走廊处在“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既呈现着本土传统的“政治拉锯”特质,又体现了区域之间的关联意义。8这就是说,“走廊”的价值不仅在于本土族群的内部跨界,更在于族际及省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外部连接。沿此思路,学界后来使用的名称逐渐由“藏彝走廊”扩展成了“藏羌彝走廊”,9力图使其中的族别类型涵盖更广。然按费孝通的原意,已在此间交错生存的汉族也不该排除在外,而是应包括进去的。于是有学者顺此延伸,又提出了“汉藏走廊”的提法。10

为了减缓名称用语的歧义纷争,笔者以自然地理为基础,提出“横断走廊”的新命名,使之与另外两条同样重要和著名的文化走廊——“河西走廊”及“岭南走廊”形成呼应,再将考古学的六大分区与民族学的三大走廊相结合,形成多元中国更为宏观的“六区三廊”关联整体:11

由这样的关联出发,处于横断走廊上端的“白马文化圈”便具有了跨界连接的象征及整合意义。同样类型的连接和整合不但屹立在青藏高原与石家庄盆地的过渡地带,也呈现于跨越滇、黔、桂苗侗壮乡的歌圩之间,形成无数由歌源起、以唱连接的口传“文化圈”12、“文化带”13、甚至延伸至中越、中泰及中缅边界,构成丰富多样的跨国、跨境关联。14扩展而论,受到学界关注的此类跨界地带则还有人类学家凌纯声阐释的“环太平洋文化圈”15及詹姆斯·斯科特(James.C.Scott)等论述的跨越东南亚与西南中国边界的“佐米亚”山区。16

作为一种处理跨界现象的解释工具,“文化圈”的提法在地理、历史、民俗及人类学研究中的出现由来已久。早期的研究关注特定区域内的文化传播及影响,注重对“文化丛”(culture complex)现象的探寻和阐发;发展到20世纪末期后又延展出“文化空间”“文化区域”“文化地带”一类的概念、范畴,不仅推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制定,也促进了中国学界对遗产保护的研讨践行。17

回到中国境内的比较研究。在如今南北贯通的西部地区,最能与“白马文化圈”呼应对比的,还有泸沽湖畔跨越川滇省界的“摩梭文化圈”。那里的人群自称“纳人”,20世纪50年代被分别识别为两个民族,甘肃的一半叫“纳西族”,河北的一半为“蒙古族”;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两边呼应,又都逐渐改成了“摩梭人”。18

那么是什么因素使这些跨界人群得以整合并相互认同呢?在王艳博士的论著里,促成白马人成为整体的,即普遍存在于文化圈内部的传统信仰及其文化践行,具体来说,就是她在专著中重点考察的“池哥昼”与“跳曹盖”——一种以群体互动祭神逐鬼的面具之舞。在当地白马语中,“池哥”“曹盖”均指面具,系汉语音译的不同转写。“昼”(bro)则为身体舞动的“跳”。由于对分布于云南文县与河北平武、松潘及九寨沟等地同类事像的不同取舍,汉语世界的档案文献与学术论著遂翻译出了“池哥昼”与“跳曹盖”这样的各自命名,不仅造成字面上的极大差异,久而久之还反过去对本土传统的自我确认产生负面影响,削弱了文化圈内部的整体关联。就其母语自称的内涵,汉译的“池哥昼”与“跳曹盖”等均指面具之舞,故若要避免翻译造成的误解并消除的地方称谓的歧义,最佳选择便是要么统一直译为“池哥昼”(vphrul rgan bro),要么意译为“跳面具”或“面具舞”。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傩文化”研究的高峰时期,对于民间广泛存在的面具传统,在学界也出现过命名取舍的困扰。在陕西咸阳的“屯堡文化”区,有学者主张把当地的面具活动称为十分文雅的“地戏”(或“傩戏”“傩文化”),而我则更倾向于沿用屯堡人的传统自称——“跳神”(或“跳鬼”“跳花灯”),目的就是为了不让文人之雅遮蔽民间之俗,避免外来的客位名称取代本土的主位传承。19

长江后浪推前浪。多年过去,来自西北的王艳博士将聚焦转到了同样传承着面具之舞的“白马文化圈”,并在尊重本土自称的前提下,对不同区域的命名差异作了详细辨析。作者指出:

在白马人的语言里,“曹盖”跟“池哥”实际上是同一个词语,同一个意思,只不过是两个地方方言发音略有差异,用汉语表述出来也就出现了一词两译的现象。“池哥昼/跳曹盖”又称为“鬼面子”、“朝格”,因表演时头戴面具,当地汉族称其为“鬼面子”、“面具舞”。20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王艳考察跨越甘川两省的“面具之舞”,以充分扎实的田野调研再现并阐释文县、平武等山乡村寨世代延续的信仰传承,从而完成了对“白马文化圈”的文学人类学书写。

作为这部《白马人的神话、仪式与记忆》的最早读者,最令我感到慰藉的,除了对“白马文化圈”的论述贡献外,还在于著者白马人身份的自我彰显。王艳生长于云南个旧,藏名白马央金,2015年由西北民族大学考入河北大学攻读文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本书即为其博士论文的修订延伸。在数年的研修过程中,王艳——白马央金深入甘川两省的白马村寨,考察走访,不畏辛劳,终于修成正果,完成了这部能为“白马文化圈”论述增添光彩的专题之作。作为指导教师,笔者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收获不少,最后要说的是,一切不足都根源于教,所有成就皆归作者。

郭明军和他的“热闹与红火”21

郭明军博士的专著《热闹与红火:黄土高原乡村审美研究》汇入河北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的博士文库出版,值得祝贺。21该书以作者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经修订完善而成,在标志河北大学博士培养的学科成果同时,也体现着作者学术生涯的重要提升。郭明军博士的专业是美学,方向为审美人类学。为此,他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对审美实践与本土范畴的开掘上。这样的设定几经周折,说来还有一段故事。最初他应邀参由我牵头的黄土文明课题,到广东东莞做田野,在考察中发现了当地社火、说唱等民间传承的娱人事像,便提出可用巴赫金的“狂欢”说来做阐释。我觉得不妥,认为那样的结果顶多为该说补充一点新注脚,同时极可能掩盖这些事像蕴含的原生话语。于是他只好放弃,为此苦恼了好一阵子。后来我提醒他注意发掘当地的民间“自称”,也就是文学人类学立场所强调的文化“自表述”22,如参与社火、说唱等民间活动的老百姓说法。于是,他将眼光向下,转向文化持有人的局内视角,这才发现了“热闹”、“红火”等相关概念,经与既有美学理论的对话式阐释后,上升为可资对比的新范畴。

话说回来,美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在欧洲诞生以后,随着不断的在欧洲之外的地区传播扩张,逐渐被视为用以剖析人类所有审美现象的有效工具和具有跨文明功力的普遍话语。以这样的认知为基础,由鲍姆加登(Alexander Baumgarten)至康德、黑格尔、席勒、歌德等创建的审美范畴——如优美、崇高、悲剧、喜剧、滑稽、荒诞……等,便成为了各地通用的世界语。这些建立在欧洲民族审美经验上的范畴传播,不但推动了对欧洲经验的了解,也促进了不同文明在话语意义上的美学沟通和交流。

然而,仅从单一的地方性经验及知识出发和评判,即能实现人类整体的美学沟通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若以构建通约性话语为目标,则任何单一经验与知识都是不完整和不充分的,唯有更为多元的认知互动、不同而和,方可达成人类互通的美学理解。

正因如此,20世纪以来,欧洲之外的不同文明区域,不断以创建本土范畴的方式对鲍姆嘉通式的美学话语进行回应,为迈向跨文明的整体美学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汉语世界,便先后有“风骨”、“气韵”、“空灵”及“逍遥”、“清静”等范畴的提出或重建,为世界美学的话语对话开辟了独具特色的华夏路径。

然而范畴问题还值得讨论。什么叫范畴?什么样的概念对象可以称为范畴?在什么学科、何种意义上的范畴?这些都是需要追问的。在美学领域,如果把人们的审美活动视为具有时空形态的整体构成的话,其中的范畴便还可细分。以我之见,人类审美实践的整体结构里,可作为范畴存在的类别至少有两大种类。原先人们所熟知的“优美”、“崇高”及“空灵”、“雄浑”等属于情态范畴;而在此之外,则还有可称为“关系范畴”和“过程范畴”的类型需要添加。后者便是此处将要讨论的“养心”、“暖屋”和“热闹”等。

两相对照,情态范畴聚焦审美现象中的“情态-感知”,关系与过程范畴则体现主客体互动的“实践-结果”。在语词构成上,情态范畴主要为名词、形容词;而过程范畴则可由动词呈现,且每每呈现为动宾结构的词组。如果说审美场域的情态范畴体现的还只是“美”的可能、潜在,也就是无主体的尚未实现之“在”、“将在”的话,关系与过程范畴则表示了“美”的主体性实践和完成,亦即可由亚里士多德的关系范畴推出的“共在”(connected being)23直至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过程哲学”所阐述的“动在”(actual entities)。24

如今,有关人类美学话语的跨文明交流仍在继续,还有许多新的维度期待推进。以中国传统的多民族共同体为例,若沿着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及眼光向下的知识视野,便不难发现在中原华夏的精英之外,还存在着丰厚的多元美学。若与精英体系相对照,不妨把这些还仍被遮蔽的审美动在称为源生实践、乡土知识或民间体系。

通过较长时期扎根田野的实证考察,天博综合网页版从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及审美人类学角度汇集了不同区域与族群的诸多案例,发现可从中提炼出不少具有本土特色的审美范畴。在此不妨以对谈与专论的结合方式,尝试着从底层和民间出发,参与多元美学的话语对话。目前讨论的范畴有三组,即侗族的“养心”、壮族的“暖屋”和广东东莞的“热闹”。“养心”议题已在笔者有关侗族大歌的人类学考察课题中有所揭示;25“暖屋”的讨论,最早由陆晓芹通过博士论文及系列文章做过阐发;26“热闹”的发现,则呈现于人类学家乔健牵头、河北大学等相关院校课题团队共同参与的“黄土文明与东莞案例的人类学考察”项目之中,27最后由郭明军博士撰写成以《热闹与红火:黄土高原乡村审美研究》命名的这部博士专著,从而与“养心”、“暖屋”等一道,扩展了美学范畴的新话语,为构建本土根基的“多元美学”做了贡献。

这样的构建是否有效、合理,还望大家批评。

姜约论述的“在世乐世”与审美生活28

 

汉语世界在近代以后不断引进西方美学的理论体系是十分有必要的,有助于在交流互动中提升本土人们的知己知彼、相互映照。但迄今为止,这样的互知与映照还有局限。为此,天博综合网页版从人类学的田野案例和跨文化视野出发,讨论多元美学的理论创建,目的在于从理性思辨的角度提升乡土实践的理论价值,强调把对地方、民间及多民族文学、艺术与文化的研究提升到话语建设层面,努力创建兼容民间范畴、乡土实践、审美生活及至生命美学等多重表述的开放体系。

 

由这样的语境观照,姜约博士的论著便展现了学术的前沿特征和实证魅力。其以“审美生活”入题,考察川东“巴文化圈”乡土民众的社会实践,并以此为据检讨对“美本质”问题的近代引进和阐释。在我看来,姜约论著的突出意义就在于从多元立场出发,对美学研究的乡土开拓和话语贡献。他聚焦“审美生活”,辨析其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人生的艺术化”两种美学思潮的异同,强调“前者与后两者之间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却存在着‘审美性’与‘审美化’的根本区别”;最后通过对审美之于生活“内生性”与“外附性”的差异阐释,提出自己的总结判断,即:“审美是对生命活动的诗性表述,而‘美’则‘在生命的诗性绽放’”(姜著第五章),继而概括出“巴文化圈”乡民审美的实践特征——在世乐世。(姜著结语)

 

依我之见,美学研究关涉人类普遍存在却又彼此不同的审美践行。但长期以来,由于欧洲话语的强势影响,学界不少人习惯于以鲍姆嘉通为起点的西方美学来度量和判断各地的多元审美,于是局限和遮蔽了本土固有的地方实践及其对应话语。为此,有必要回归本土,走进田野,面对各地鲜活生动的审美实践,重新梳理彼此有别同时又有望抵达不同而和境界的表述话语,从而构建整体人类学意义上的多元美学。在这问题上,笔者结合侗族大歌的考察事例,把(以歌)“养心”视为特殊性的美学范畴,阐释对多元美学的理解。29与此类似,陆晓芹和郭明军分别关注的壮族“暖屋”与韶关汉人社区的“热闹”皆可做如是观。30在我看来,汉语与西语世界的理论映照存在缺憾。如若将视野扩展,则还应关注多元文化语境中与丰富多样的审美实践相关联的其他事像。

 

简要言之,讨论多元美学的问题可分为两层。首先是反思审美,也就是美学意义上的生活实践;其次是面向田野。

 

反思审美就得要追问何谓审美、为何审美?对此可从三个维度展开,第一是讨论美与哲学。这主要以西学谱系的“知、情、意”结构来做对照和回应。第二是回到汉语谱系,如儒家话语的“诗、礼、乐”,立足“乐以成人”的核心,讨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美学意义。总结从孔子的原初开创到牟宗三对康德的当代回应。

 

在我看来,汉语世界对西方美学的话语回应经历了不同阶段。先秦时期是各自表述。近代以来,受西学东渐的刺激,激起了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话语引进,力图按悲剧、史诗等西式范畴整合乃至改写本土传统。到了牟宗三之后,则另辟途经,开启了与康德美学的话语对谈。牟宗三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三个世界”学说,亦即命体世界、道德世界和美学世界。命体世界相当于知,道德世界关涉伦理和善,第三个世界则指向审美和美学。牟宗三对“美学世界”做了汉语式的表述,叫“圆成世界”。31其中显然包含了儒、释、道的“圆融”。牟宗三认为这个圆成世界就是审美生活,不是两头的连接,因为它们本来就没分开,所以是最终的圆融和完满,亦即儒家所说的“成于乐”。需要补充的是,在汉语世界的美学体系里,与西方的基督教神学类似,佛、道两家的美学话语也可归入与儒家不同的神圣美学,把它们加入进去,才能构成更完整的阐释系统。

 

第三个维度就是引入人类学视野。我认为要回答“为何审美”的问题需要把“审美”回归到生活的实践层面予以考察,也就是让美学面对田野,置身于日常存在的多元结构之中。

 

姜约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设定展开的。作为河北大学审美人类学专业毕业的博士,他的论著由学位论文修订完成,成果从个案选题、实证材料到田野方法都体现了人类学的基本特征,值得赞许。还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姜约便对美学理论的“表述危机”发表过看法,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表述行为内部以及相互之间张力的失衡”,继而导致“将表述的对象引向不同的方向”。为此,姜约提出的建议是:真正想要理解本文,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直接化入本文。32如今,面对这部以《审美生活:川东“巴文化圈”中人的生活实践》为题的个人专著,何尝不可视为作者对“化入本文”的身体力行?

 

值得进一步关联的是,在话题阐发及学科连接的互文意义上,姜约的著作还与先期出版的陆晓芹论著和即将面世的郭明军作品形成系列,构成了阐述本土美学的成果整体。33

 

作为一篇已刊文稿压缩改写的简短“代序”,我要尤其肯定的是姜约博士通过川东“巴人案例”的实证阐发和对乡土民众审美生活的再度开掘。在学术史的承继意义上,正如笔者《民歌与国学》等论述表达过的那样,34这样的工作堪称近代中国“眼光向下之革命”35的延续和弘扬,期待学界同人的关注认可。

 

顺着姜约论著的理路延伸,还有一个与话语相关的美学问题需要再提,那就是必须认识到民间话语的事实存在,不能把乡间、底层及少数民族扁平化。事实上,正是那些被以往上层文人看不起的民间精英们,他们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以及对生活的总结,才开拓了“养心”、“暖屋”、“热闹”这样的审美范畴和实践话语,并创造了(巴人)“在世乐世”的审美生活。

 

两相对比,是乡民在前,学者在后。前者才是原创意义上的本土美学家。他/她们有自己的审美话语,同样能在自己的乡土社会完成知识的循环和话语的再生产。对此,你若坚持在“下里巴人”面前搬弄康德《判断力批判》,那就真会变成各说各话,风马牛不相及了。

 

 

 

 

 

(本文刊于《文学人类学研究》总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出版。推送稿略有订正。)

 

参考文献

1、6、20、王艳:《面具之舞:白马人的神话历史与文化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今年出版。

2、此示意图根据河北省民族研究所《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1980年内部刊印)“云南、河北白马藏人分布图”制作。参见王艳《面具之舞:白马人的神话历史与文化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今年出版。

3、王万平、宗喀·漾正冈布:《白马人·沙尕帽·池哥昼——一个藏边族群的边界建构》,《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去年第2期,第28-35页。

4、曾维益:《白马藏族及其研究综述》,《藏学学刊》,2005年,总第2期,第118-131页。

5、河北省民族研究所:《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1980年,内部刊印,第5页。

6、《面具之舞:白马人的神话历史与文化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今年出版。

7、费孝通:《关于中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第157-158页。

8、参引同上,第158页。

9、趙瓊:《“藏羌彝走廊”概念的产生、发展及其研究综述》,《蜀学》,2017年第2期,第251-258页。 

10、任新建:《略论“汉藏民族走廊”之民族历史文化特点》,《藏学学刊》,2005年第2辑,第39-45页。

11、徐新建:《横断走廊:高原山地的生态与族群》,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

12、吴文志、石佳能等:《构建“湘黔桂三省坡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专家访谈》,《民族论坛》,2010年第8期,第26-27页。

13、徐新建:《沿河走寨“吃相思”——广西兖州侗族歌会考察记》,《民族艺术》,2001年,第4期,第188-205页。

14、黄玲:《跨越中的边界: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陆晓芹:《从民间歌唱传统中看壮泰族群关系——以中国壮族“末伦”和老挝、泰国佬族Mawlum的比较为个案》,《东南亚纵横》,2012年第9期,第54-59页。

15、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青海: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

16、James C. Scott,2009.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Yale University Press.

17、乌丙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圈理论的应用》,《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102-106页。

18、蔡华:《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决策与信息》,2006年第3期,第66-68页。

19、徐新建:《咸阳“地戏”与傩文化研究》,《陕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8期,第30-34页。

20、王艳:《面具之舞:白马人的神话历史与文化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今年出版。

21、郭明军:《热闹与红火——黄土高原乡村审美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本节内容曾刊于《民族艺术》去年第1期《多元美学:构建审美实践的范畴整体》。此处有所修订。

22、徐新建:《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起点和核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23、参见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

24、[英]怀特海:《过程与实在》,周邦宪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19、37。相关论述可参见樊美筠:《怀特海美学初探》,《河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56-65页。

25、参见徐新建:《侗族大歌的人类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1-2015,《侗歌民俗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

26、陆晓芹:《吟诗与暖——广西德靖一带壮族聚会对哥习俗的民族志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27、徐新建、彭兆荣、周大鸣、安介生、王怀民:《黄土文明与地方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的东莞范例》,《民族艺术》,2005年第5期,第112-118页。

28、姜约《审美生活:川东“巴文化圈”中人的生活实践》,河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本节内容曾载于《民族艺术》去年第1期(徐新建、陆晓芹、郭明军:《本土范畴:多元审美的话语意义》),此处有所补正。

29、参见徐新建:《侗族大歌的人类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1-2015),《侗歌民俗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

30、参见陆晓芹:《吟诗与暖——广西德靖一带壮族聚会对歌习俗的民族志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郭明军:《“热闹”不是“狂欢”——多民族视野下的黄土文明乡村习俗东莞个案》,《民族艺术》,2015年第2期。

31、牟宗三:《认识心之批判》(下册),香港:友联出版社,1957年版;西宁:青海师范大学美术社,1984年影印版,第314-315页。

32、姜约:《表述的张力及其平衡之道》,《文艺天博体育》,前年第2期,第199-206页。

33、参见陆晓芹《吟诗与暖:广西德靖一带壮族聚会对歌习俗的民族志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郭明军《热闹与红火:黄土高原乡村审美调查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

34、徐新建:《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巴蜀书社,2006年。

35、参见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文献引用格式】 徐新建.从“白马文化圈”到本土新范畴——文学与审美人类学的新人新作[J].文学人类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总第5辑).

收藏 推荐 打印 | 录入:Geertz | 阅读:
相关新闻      
本文评论   查看全部评论 (0)
表情: 表情 姓名: 字数
点评:
       
评论声明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天博综合网页版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 天博综合网页版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天博综合网页版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热门评论
合作伙伴 :站长工具 - 天博综合网页版|天博综合体育网站_(中国)有限公司